观《西安事变》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一】
偶然间看到了一段儿描写西安事变的东西，感觉张学良真牛啊。N年之前，两位有血性的军人以一种造反的方式羁押了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不论在何种形势下，不论蒋介石是否是实际上的皇帝（当时还有并立的N个政权），这种行为都是原子弹一般。那一天，不尽改变了两个将军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国家元首的命运，更改变了一个政党的命运，一个中国的命运，甚至是全世界的命运。我惊异于张杨二位的勇气，并试图去寻找他们敢于如此作为的原因。
后来觉得，除了性格的因素之外，也许更和张学良先生的出身有关（我不想和什么历史课本儿之类的或者一如学者之类说什么历史背景啊形式必然性啊之类的，我始终坚信，一切和人有关的东西，归根结底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人。在这件事上更会是这样的，因为你怎么也分析不出来张学良会那么做的，因为这样太偶然了，换了别人，这个事情真的不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我只从个人的身上找原因）名义上，张学良是东北保安司令的儿子，一方封疆大吏，在哪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可以说那就是东北的皇帝，关上山海关的大门，张作霖完全和蒋介石平起平坐，考虑到实力，可能比蒋先生还牛。因此张学良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比如他英语说得超级棒，而且绝对一表人才，位列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另外三位是汪精卫，梅兰芳以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自己看看相片就明白了，能通这三位并列，张少帅绝非他父亲只是一个土匪那么简单）修养，学识，身世等等家在一起，绝对的超级偶像。
然而，他毕竟是个土匪的儿子，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指摘的，英雄不问出身，刘邦只是个流氓，朱元璋用她对手们的话来说，也只是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好一点儿的，李自成如何，只是个农民而已，最后不都成了响当当的英雄。当然我们不讨论出身于成才的关系，我们要讨论的是个人气质的养成问题。张学良的父亲是土匪，那么他身边的人，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们自然也是土匪。这就不新鲜为什么他敢于绑架皇帝了。因为在一个土匪的眼里，没有什么绝对的老大，有的只是实力。身处乱世，手握重兵，道义和正统什么也不是。至于后来和老会西安请罪，个人认为只是出于江湖义气，只是觉得自己做的对不起大哥而已。
因此上个人认为，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都没把蒋介石当做国家元首，而只是江湖大哥。这也是中国式的绿林道潜规则，义气超过一切。基于此，中国的政治体现了相当的派系斗争的传统，并且延续至今。谁是谁的人往往比是非对错更重要。这也叫中国特色吧。
观《西安事变》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二】
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西安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信弃义，只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观《西安事变》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三】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西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西安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观《西安事变》心得体会范文五篇【四】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 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 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 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西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 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观《西安事变》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五】
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西安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信弃义，只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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